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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抑郁症”不是不治之症

“抑郁症能治好吗?”是许多来访者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时,最常问的一句话,当然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。早些年,很多来访者会满眼绝望地看着我说:“医生说,抑郁症需要终身吃药,那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完了?”近几年来,在咨询室里,听到的声音渐渐变成:“医生给我开了药,但是他们建议我在吃药的同时配合心理咨询。”药物配合心理咨询已经慢慢转变成为抑郁症治疗的一个发展方向。

抑郁症是心理卫生工作者最常接触的一种的疾病,抑郁症会增加心肌梗死的危险性,同时也是中风、糖尿病和癌症的并发因素,是世界范围内使人致残并造成沉重负担的一种疾病,有资料推断说抑郁症将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二大负担的疾病。目前,全世界对于抑郁症越来越重视,治愈率也随之慢慢提升。

很多人谈“郁”色变,主要是因为抑郁者的自杀率是远远高于其他疾病的,再加上媒体网络的快速传播,让许多人在听到“抑郁症”三个字之后就会非常害怕,一有风吹草动,就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也得了抑郁症?实际上,抑郁症的发病率并没有那么高,有个来访者曾跟我说,80%的人都会抑郁,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“三人成虎”。

抑郁多半是有阶段性的。当个人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、出现生理疾病时,有抑郁情绪是正常的。事件过去之后,或者能够面对这些事件,抑郁情绪也会随之而去。最糟糕的莫过于习惯性地沉溺在抑郁情绪里,不能自拔,影响了工作、生活、学习,并且,因为抑郁情绪导致了一些其它的症状,如:失眠、厌食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兴趣减退等,时间久了,就可能演变成抑郁症。深陷抑郁时,很多负性思维会让我们感到绝望,觉得自己难以彻底摆脱抑郁状态,再加上,有些医生会对病人说:“抑郁症患者需要终身服药”,这更加深了抑郁者的悲观。

其实,即使真的被诊断为抑郁症,也请不要灰心。下定决心,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,还是能够逃出抑郁症“黑洞”的。在咨询室里,如果来访者能够全力配合心理咨询,同时自己努力,基本上可以摆脱抑郁的痛苦。当然,这并不代表心理咨询室是治疗抑郁的“仙界”,心理咨询师是“神仙”,只要咨询师的几句话,就可以“拿走”抑郁带来的痛苦。抑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,同样,走出抑郁也需要一个过程。在这过程中,更需要抑郁者的坚持和努力。

曾经有个来访者T(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个案),她在一次小手术后陷入了抑郁,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,情绪非常低落。她曾学过心理学,知道自己抑郁了,所以想要通过心理咨询帮助自己,但她的家人以及父母都不能理解她,坚持认为需要送去医院接受治疗。T很难受,想要自杀,家人把她送到了医院,诊断结果为抑郁症,T被安排住进了精神病区。T跟医生申辩说,自己没有精神病,但护士觉得她这样说反而证明了她的问题很严重,已经没有了自知力。护士每天给她吃好多药,T就想办法避免吞咽,保持清醒。她的一位“病友”(非精神病性)先T出院,T就请求这位“病友”给她的家人带信,让她的家人前来“救”她,这才出了院。

T出院后不久,就向单位请了半年的假来南京“治病”。起初一个半月,T为了方便咨询,住在南京。一个半月后恰逢春节,我建议她年后去上班,一边上班一边接受心理咨询。这样有几个好处:一是,上班可以让她有事情可做,不至于一直沉迷在抑郁情绪里;另一个是,在单位中,她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,在咨询过程中,针对这些事件去了解她的思维方式,从而在意识层面帮助她改变,这样也更利于把咨询效果带到生活中;还有,在与家人和同事的相处过程中,如果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,也更能增强T的信心;最后一点的考虑是,这样可以同时减少T的经济压力。

在持续八个多月的咨询时间里,T每个星期都坚持来接受心理咨询(除了春节期间停了一次,和我外出进修期间停了一次)。她总是在星期三的下午,坐车从几百公里以外赶到南京,在同学家住上一晚。星期四早上,比咨询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咨询中心,咨询结束后,再乘五个多小时的车回家。

T接受咨询大约三个月左右的时候,她告诉我,有一天她的女儿跟她说:“咦!好奇怪哦,爸爸好久都没有打你了!”听了女儿的话,她才意识到,老公确实很久都没有打自己了。T与老公是自由恋爱的,两个人的感情基础非常好,但是,婚后老公却经常会打她,她的右耳曾被打得穿孔,脸上也残留有疤痕。在咨询了一段时间之后,她的老公好像再也没有打过她(据我所知,在整个咨询期间是这样的,后续情况我们也不太方便跟踪)。

以下是她与抑郁抗争的心路历程:

我是T,今年三十有几,自从做了宫颈囊肿的手术后,就觉得生活变得没有意义,无人关心我。我整天以泪洗面,心中有很多委屈,想找人倾诉,可身边的朋友以及家人都不能理解我。后来,我的饭量突然大增,有一天我吃了十二碗饭,还加上每天都在注射营养液,才能维持我的正常活动。别人说我一句不好,我就会泪流满面,家人像哄小孩一样地照顾我。可即使家人整天陪着我,我还是会觉得内心空虚无聊。

后来,家人带我去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检查,没有捡查出什么结果。我对医生说,好想从二十楼跳下去,觉得那样做是非常爽快的,可以摆脱一切痛苦。医生给我开了一些养心、抗抑郁之类的药物,并对我的家人说:“如果吃完这些药还没有效果,就转到精神病院去看看。”

回家后,我遵医嘱按时吃药。但症状却越来越严重,看到高的地方总想着往上爬,这么想着我就真的爬到了墙上、房顶上,觉得从高处向下看,心里好爽,整天想着怎样死去爽快。后来,我意识到,我的心生病了,而且病得很严重,需要接受心理咨询。因为我的家人只相信医院,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市第三医院。我没有办法,只能同意,我还有一位十岁的女儿,和爱我的老公,我不想去死。

于是,我父亲、老公,还有四妹夫妇陪着我来到了市第三医院(专治精神疾病的医院)。到医院之后,老公委托一位熟人给我挂了一个“精神科”的号。负责诊治的是一位四、五十岁的女主任,看上去很慈祥,我觉得她就是我要找的可以倾诉的对象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诉说着我的病情。医生诊断之后,对我的家人说:“她得了抑郁症,随时都有自杀的危险。你们决定住院治疗,还是开点药回家呢?”我的家人问:“住院好,还是回家好呢? ”医生说:“住院。我们医院有24小时的监护,并且每天吃的药需要及时调整,回家你们能做到吗?”家人们商量后,决定安排我住院。

办理完住院手续之后,我被转给了一位姓刘的医师。刘医生进一步询问了我的病情,我就又重复了一遍。他告诉我说,他是我的心理医生,有事可以找他。这时我的心情好多了,自杀的念头也没了。过了一会儿,一位护士走过来,对我挺热情的,说要带我去吃饭,我就跟她来到了吃饭的地方。天哪!我傻眼了,那些病号一个个傻傻的、痴痴的,怎么个个都像精神病?我好害怕!难道我要和这些人在一起吃饭?我赶紧问护士这是什么情况,护士说:“你不用害怕,这些人不会伤害你。三天之后,我们会把你转到二护,那边比这边自由。”我竟然还要在这里待上三天!可又有什么办法,是我自己愿意来的,既来之,则安之!

到了下午,刘医生来找我谈话,谈话的地点就在监护室。当我们谈话时,还有许多病人也在场。我想,怎么选在这种地方?而不是一个舒适、安静的地方呢?而且,我发现他在听我说话时,有点心不在焉,我就不想再跟他多说了。他的这些做法跟我想像中的完全相反,我也考取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书,也曾因情感问题到南京心理咨询中心接受过咨询,我觉得这里根本不是我要找的地方。但是,我没有办法和我的家人取得联系,他们也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,按照规定,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才能再次见面。

过了一会,一位大约四十多岁的女性走过来,跟我说话,一听口音,原来是老乡。她看上去不像是有精神病,恐怕也只是心理问题。她对我说:“我看你也不像有精神病呀!”我说:“我本来就没有精神病,我是心理问题,谁知这里是精神病医院呀!要知道我才不来呢!”她说:“我已经来了几天,我看出来了,要是你不听话,护士就会给你罪受!”。我后来观察到,确实如此,只要是哪位病人大喊大叫、不吃饭、不吃药等,护士就会把他绑在椅子上、床上,那些场面看起来很恐怖,这哪是治病,这是对心灵的进一步摧残!

 到了下午,又来了一位老乡,我们就过去看望她。这位老乡大约只有二十几岁,打扮得很时尚。因为她进来时反抗,和她的父亲吵架,被护士们绑在了床上,挂水、强行灌药。那个女孩一直在喊:“我没病,我只是心理有点问题,来找心理医生的,而且我挂的是心理科,你们凭什么把我绑在这儿?”可任凭女孩怎样喊叫,护士们都没有心软。我想,被送来这儿的人,在她们眼里,大概都是精神病。

 我被这一情形惊呆了,也看透了: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、好好吃药、不哭不闹,护士或许会放松警惕,否则就成了重点监护对象,也就有得好受了!所以我要按照她们的要求去做,才不会受罪。有一位护士是我的老乡,没有把我当成病人看待。我就向她打听了一些事情,她也告诉了我,这儿确实不是我要找的地方。我想出去,但还需要等到我的家人过来,我才能出去。逃跑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又过了两天,我便秘了。我知道我老公临走时,留了100元钱在护士长那儿,我就去请护士长给我买水果,护士长还挺忙的,一直没空给我买。后来,那个时尚女孩给了我一个水果吃,我很感激她。我们之间建立起了友谊。我们都觉得这儿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,也觉得对方都不像是精神病人。她把她父亲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我,我把我老公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她。我们互相表示,谁先走出去,就通知另一方的亲属。

第三天晚上,女孩见到了她的父亲,并被接出了院。

第四天,我被转入第二看护中心(简称二护)。二护里的病人哭闹比一护(第一看护中心)里的少一些,还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到楼下去转一圈,其余都一样。只是在二护更自由、开放一些,但在护士的眼里,你仍然是个精神病人,也一样需要按时吃药。我对这儿失望透顶,只盼望能够早点离开这里。

到了第五天,我终于见到了老公,我想一定是那个女孩打了电话给我老公,不然,我的死老筋老公是不会提前来看我的。我在心里很感激那个女孩,并默默祝愿她平平安安。看到我老公时,我好想哭个痛快。但我明白,我必须控制自己,先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我的老公,让他救我出去。我担心老公一个人作不了主,就让他联系了我父亲。

老公答应明天来给我办理出院手续,之后我就回去了。当天晚上,护士们又给我加了药。吃完药之后,七点钟我就觉得浑身没劲,昏昏沉沉地想睡觉。我平常都是九点之后睡觉的,今天不知是怎么了。并且,我发现自己走起路来也没有以前精神了,眼神也变得凝滞。我意识到:这药我不能再吃了!再吃我就要变成精神病人了!但反抗是要额外受罪的,会被灌药。我后来想到,我可以把药放在右手心,假装张嘴吃到嘴里,然后左手端杯子、喝水,并且把舌头伸给护士看,这样就可以过关。我再把手中的药顺着卫生间马桶冲下去,她们是不会发现的。

第六天上午,我按照预想的办法去做,过关了。之后,我父亲、老公、四妹夫妇一起来了,我把这儿的情况跟父亲说了一遍,让家人尽快想办法把我救出去,他们全体同意了。我老公先去找最初让我住院的那位女主任,女主任听说我要出院,坚决反对,并且说了我很严重之类的话,来吓唬我的家人。还说如果我们坚持要出院,有什么危险情况医院概不负责,并且让我的老公签了字,以表示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的家人负责。

我终于出院了,离开了监狱式的医院,终于自由了,见到了阳光,听到了鸟叫,见到了我的家人,我好高兴!

回到家中,我问了我的老公一共花了多少钱,老公说:“三千一百多。”“5天时间,三千多?”我让他把票据拿给我看,上面标着森田疗法、心理治疗……这些治疗我都没有接受过,平白被多收了七百多。我现在都不想死了,因为进了那个精神病医院比死还可怕。我想在家平静几天,再和老公一起去南京,看看是否真的是抑郁症。

来到南京之后,在一位咨询师那儿做了几次,后来前台助理又为我介绍了一位专家心理咨询师曹惠,我也同意了。

第一次见曹老师,我把我的情况说了一遍,让她给我一个答案,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。曹老师说:“我不会随便给来访者戴帽子,我需要仔细了解你的情况,然后再决定咨询方案。但我觉得你的问题不是通过这次谈话就能解决掉的,心理咨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。”她接着又说,她一般会用催眠疗法,探寻潜意识。她还说:“你的问题是心理不成熟造成的,你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很不相符,我会在催眠里帮你从婴儿期开始做心理成长。”我觉得她越说越对劲,于是就和我的老公商量了一下,决定先做个催眠体验,体验后感觉很舒服!曹老师说,我的“灵魂”和我的身体已经“分家”了,所以我对事物没感觉、自信心丧失,让我自己慢慢察觉。

这次咨询结束后,我办理了一张疗程卡,也和曹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她那儿咨询了一段时间之后,我慢慢地恢复了感觉、信心,重新认识了自我。并开始接纳自我,陪伴自己,即使家里只有我一个人,我也不觉得无聊。我自己、还有我的家人都渐渐不再觉得我有病了。并且我对别人的评价、否定、消极的语言也都有了承受能力,我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,特别是和我的母亲、四妹的关系的改善特别明显。

当初,生病的时候,我都看不了电视,因为我很难看懂电视剧中的故事情节,只能看到人在说话,但却理解不了他们在说什么。在曹老师那儿咨询了两次后,我可以正常地看电视了。记得第二次咨询结束后回宾馆,老公在看一部叫《双胞胎》的电影,还看得津津有味,我就凑了上去,没想到,我也跟着他一起把这部电影看完了。

即使变好了很多,曹老师对我说,内心深处还需要清理。我相信曹老师,同时也相信我自己会坚持到最后!

停止咨询后的这些年,T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,她都顺利地度过了,抑郁没有再复发。她不仅摆脱了抑郁症,还找到了快乐的感觉,从当初不能上班,到后来,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还会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、额外的工作,例如,课后教孩子做剪纸、手工等等,在帮助孩子们的同时,她也从中得到很多的快乐。

俗话说,心病还需心药治,不管怎么说,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,如果只依赖作用于身体的药物,可能很难真正地从抑郁中走出来。当抑郁来临时,会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感觉,让人非常痛苦。但是,相比强迫症,抑郁症的治愈会更快一些。因为强迫的人往往很纠结、很彷徨,而他们的怀疑态度恰恰延缓了治愈速度。陷入抑郁的人,真的太痛苦了,所以如果能够抓住一根救命稻草,他们就会奋力往上爬。T的故事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抑郁了,不要怕,抑郁不一定是终生的。只要下了决心,一定能走出抑郁“黑洞”,一定能走进阳光里!

对于那些有幻觉、幻听、妄想等症状,并且坚持自己看到、听到的是真实的来访者,心理咨询的效果是很小的。对于这些来访者,建议他们去医院接受治疗,当幻觉、妄想消失并有一定自知力后,再配合心理咨询,效果才会更加显著。